针对这一学术论争，法国的判例法和法学理论产生了差异。

又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运行过程和操作实践，从法的制定、实施、监督到保障，产生了一整套难以用西方法学理论予以解释的原理、知识、技术，为构建法治运行学科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我们可以在总结法治运行各领域各环节的实践经验、实践智慧的基础上，创建出中国特色的立法学、执法学、监察学、审判学、检察学、法治监督学、法治保障学等学科。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内法规体系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体两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法学学科坚持与党和人民事业同向同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同频共振、与法治中国建设同步共进，在理论创新、范式转换、体系变革中砥砺前行，初步构建了一个门类较齐全、分工较细致的学科体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统领法学学科体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指明了加强法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意义的新范畴、新命题、新理论，对新时代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具有立根塑魂、立柱架梁的作用。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新时代法学学科体系建设自主性、原创性、标识性、继承性、包容性的新思路。这些本土的自主性、原创性知识，迫切需要法学界对之进行学理提取、原理提纯、哲理提炼，构建起中国气派的法学学科体系。

现在，中国法学界也要依凭中国法治实践先行优势，加强对法治科技应用中前沿性问题研究，创造出一系列自主、原创的法学交叉学科，确立起这些学科领域的定义权、话语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法学研究者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加快法学学科推陈出新、迭代更新、交叉创新的步伐，构建起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法学学科体系。将第11条修改为：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正式立法的条件成熟时，由授权机关正式立法。

国务院授权的，如《关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24 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在深圳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国函〔2022〕15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北京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批复》（国函〔2021〕106号）等。例如，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对于该法实施前已发生的行政争议，应当适用该法予以处理，不可能将该法仅适用于其实施后的行政争议。例如，2000年《立法法》发布后，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的曹康泰认为：何为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的特别规定？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文件认为是违法犯罪行为，而现在的法律文件不认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案件没有审结、执结，应适用现行法律文件的规定。（一）增加新上位法优于旧下位法规则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有所谓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优先适用上位法的说法，但《立法法》第87条至第90条仅规定了不同法律渊源的位阶，并明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抵触，却没有明确规定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优先适用上位法规则，也就没有明确赋予执法和司法机关在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时直接选择适用上位法的权力。

3.增加国务院等授权试点地区暂停或暂时调整法律的适用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试点地区暂停或暂时调整法律的适用，是2015年修订立法法时根据我国改革试点的需要作出的新规定。近几年，党中央逐步把科学立法确立为立法的首要原则，置于民主立法与依法立法之前。

但这一规定仅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其制定的法律的暂停或者暂时调整适用，不涉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二是增加全国人大授权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立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如此一来，就等于地方政府规章承担了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务、立法职责，但不享有地方性法规的权利义务设定权，从而造成立法任务与立法手段不匹配的情形。

在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检索可发现，从198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30多年间，包括有效和失效的在内，我国共制定以试行命名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决定1046部，以暂行命名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决定3908部。它既可以解释为，只有在法律特别规定溯及既往时，才可以溯及适用。（二）增加旧的特别规定优于新的一般规定规则 对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现行立法法也将其纳入裁决机制予以处理，但这样处理不太妥当。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授予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浦东新区事务的特别立法权。

此外，促进整个法律规范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应是科学立法的必然要求和主要表征。其三，将第10-12条调到总则部分，并将第10条第3款修改为：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

3.有利溯及原则的重新表述 第93条后半句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在解释上容易引起分歧。其二，谈及法律、行政法规时有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的前提条件，谈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时却无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的前提条件。

其次，立法者制定法律时，有能力也有义务明确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之间的关系，能够就二者之间的适用关系作出判断。上述两种表述方式所考虑的因素完全不同。这种情形下，地方政府规章虽然处理的是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务，但可采用的立法手段或者方法极其有限。从立法和法律适用实践来看，多数程序法实际上都溯及既往。在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今年仍有大量暂行法或试行法被制定出来。此种观点，即便在立法法修订后依然得到认可。

其次可以肯定的是，划分法律绝对保留事项需考虑授权立法制度的功能与目的。那么，程序法应否溯及既往，从而在但书中明确列举？ 应该说，程序法溯及既往，符合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基本原理。

本次修法时，应从三个方面做必要修改。这些细微的差别到底有没有特殊的含义？如果有，其差别何在、理由何在？如果没有，又何以有此种不同表述？不论是法律、行政法规，还是地方性法规、规章，只要是同一机关制定的，只要是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其体现的法理就是相同的，其处理的法律渠道或者选择适用的规则就应当是相同的。

笔者以为，暂行法与试行法是我国试验立法的主要形式，还是有其存在价值，只不过应当加以规范。这是因为，是否为有利的规定，应当从适用结果上进行判断，而不是从立法动机上判断。

（三）补充完善不溯及既往原则适用的例外情形 不溯及既往原则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这种交叉性又必然导致地方立法权配置的矛盾性，即地方立法在处理某些事务时，也可能需要如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的重器，但又没有采用此类重器的权限。《立法法》第10-12条关于授权立法决定的规定，仅针对授权国务院立法，没有对授权经济特区立法作出一般性规定。基于以上考虑，建议本次修订《立法法》时，增加规定一个新的法律适用规则，即旧下位法与新上位法相抵触的，优先适用新上位法。

《立法法》第73条第2款规定：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两条中的其他事项和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事项所指应属于第一套话语体系。

例如，《立法法》第8条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等只能制定法律。但是，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因和情形有多种，不加区别地一律纳入裁决或者审查机制加以解决的方式并不合理。

不溯及既往原则主要维护法的安定性，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但程序法溯及既往不但不会损害法的安定性和人民的信赖利益，反而会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合法权利与利益。暂行法和试行法是我国立法中的一个特殊族群，但现行立法法对暂行法和试行法缺乏基本的规范。

例如，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吊销营业执照罚款警告等立法权，既可能适宜于调整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的中央立法，也可能适宜于地方性事务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以及地方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的地方立法。本次修法时，可考虑进一步扩展授权立法的形态和适用范围，以更好发挥授权立法的功能。为此，建议本次修法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前者指所要管的事，后者指管事时采用的方式或手段。

三是将《立法法》第13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其制定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的部分规定。1.增加授权地方人民政府立法 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需要授权国务院立法，则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需要授权地方人民政府立法，为其正式立法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对于合法的、合理的不一致情形，则通过法律适用规则来排解。就扩展授权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地人大立法，王春业以授权上海制定浦东新区法规为例，讨论了普遍扩容授权立法形态与适用范围的必要性。

因此，这种抵触是我国多层级立法体制下法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下位立法者没有过错，符合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这一规定只规定，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明确了下位法的效力和立法机关的义务，没有明确法律适用机关对此类情形该怎么处理。